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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名潜逃26年的“红通人员”王汉民被缉捕归案******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电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17日通报，近日，在中央追逃办有力指导和云南省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昆明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不懈努力，化名潜逃26年的“红通人员”王汉民在四川成都被缉捕归案。

　　通报显示，王汉民，男，1960年6月出生，昆明卷烟厂原销售经理，涉嫌贪污罪，1996年畏罪潜逃。1999年6月，办案机关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其发布红色通缉令。近年来，云南省追逃办将该案列为重点督办案件，昆明市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合力攻坚，最终发现王变换身份后藏匿在国内的重要线索，成功将其缉捕归案。

　　云南省追逃办负责人表示，王汉民潜逃26年后被缉捕归案，是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一体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重要成果。下一步，将落实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部署，始终保持零容忍震慑不变、高压惩治力量常在，坚持有逃必追、一追到底，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完)

喻国明谈网络平台的价值、规则及治理逻辑******

　　7月15日，2021中国网络诚信大会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诚信建设论坛在湖南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小剧场举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喻国明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数据及算法等互联网平台资源不是互联网平台的“私有财产”，应形成一种平台资源社会共治的模式，使互联网平台明确自身价值目标及边界所在。

　　“对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格局而言，互联网平台的出现是一个革命性变化。”喻国明指出，互联网平台的发展对于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功不可没，且具有不可或缺的功能和特性。

　　具体而言，喻国明认为，互联网平台不但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传播渠道，也提供了政务、商务、教育、健康等行业，通过互联网传播机制打造新型在线服务的可能性。同时，“碎片化社会”有可能借助互联网平台的功能及技术，实现再一次互相连接和再组织化。此外，互联网平台的规模化发展，促使人与人、人与物及人与信息的连接更加高效便捷。

　　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平台也给人们提出了很多新挑战。喻国明总结为三个方面：首先，互联网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网络话语及规则的定义权、裁量权、解释权，可能以用户协议为由实施超越社会与法律的“平台监管”；其次，互联网平台拥有庞大用户、海量数据、先进算法，目前社会规则、社会力量的制衡不足；第三，互联网平台容易利用算法为用户编织“信息茧房”。

　　喻国明提出了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三点建议：一是互联网平台是一种生态级存在，要保护其创新自由度，对它的治理应有必要的容错空间；二是提供平台用户协议的社会标准格式文本，由多方评议制订，平衡平台与用户间的权利关系；三是算法及数据是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最重要的资源，应通过社会共治模式明确这类资源应用的边界和规则。（文/孔繁鑫、姚坤森 图/张瑜 视频/孔繁鑫、曾震宇）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